[26] 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员一般指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和副秘书长，除作为人大代表履职外，在常委会中还依法行使其他领导和管理职权，他们属于接受监察的人员范围。
[144] 参见马生安，同上注所引文。在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当然不能拘束法院。
甚至可以认为，该观点所主张的有效行政行为的范围，只是比合法行政行为的范围多了三个特殊情形。同时审判机关强制执行行政行为也是以审查其是否合法有效为前提的，对于无效行政行为审判机关依法裁定不予执行，也可以看作是对公定力的一种否定。[130] 参见刘东亮，同上注所引文。而德国不称为拘束力，而是列为行政处分的存续力，其实两者之意义并无不同。（一）完全公定力说 叶必丰教授同意完全公定力说，认为其能对公共利益及其代表者表现出足够的信任和尊重。
行政机关以行政行为这一中介对个案作出的处理，本质上是在法律与个人之间形成一种立法机关所希望达到的一种法律秩序，行政机关对个案的处理方式承载着将法律规范的效力传送到行政行为的功能，从而使行政行为获得了与法律规范相同的效力。1.存续力、确定力与公定力 吴庚主张废弃公定力理论，采德奥通说将行政处分之效力分为存续力、确认效力及构成要件效力等项加以说明。[[35]] Schmidt-Aßmann(Fn.6),Rdnr.128;这些观点更具体的内容位于Rdnrn.123 f.与137 ff. [[36]] Bühler(Fn.22),S.42f.;Schmidt-Aßmann(Fn.6),Rdnr.136. [[37]] Fn.6,Rdnr.121. [[38]] Fn.6,Rdnr.121;但在Rdnr.122中也考虑对于传统的干预领域实施保留。
布勒其后在他的专著中，在讨论基本权利和合法性原则的关系时得出下述结论，即基本权利有时被合法性原则赶超了（überholt）(S.61 ff.,insbes,S.155.)。正是因为在保护规范学说这一语词之下所包含的、以及在其周围所集聚的原理的总体从各个方面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确定无疑的，而且其如今有时甚至被理解成一个开放发展式的标准，所以在查明主观权利时才有可能改变所运用的原则、标志与规则等。这种依据解释更确切地说也想为主观公权利提供坚实的基础[[153]]。正确的认识是：建筑者以及建筑相邻人的、以宪法为基础的财产权人的权限（与义务）的进一步的形成与具体化毋宁是由（合宪的[[233]]）一般的制定法[[234]]，即特别是由建筑规划公法及建筑秩序公法（das #246;ffentliche Baurordnungsrecht）[[235]]来实现的，这些制定法同时也确定了建筑监督机关的权限。
在这种新保护规范理论之下，规范的保护目的不仅仅、甚至也并不优先地从可证明的规范制定者的意志中优先推导出来[[34]]。除此之外，世纪之交时其他文献也已强调，我们所有的法律规范既保护公益也保护私益，既保护公民的利益也保护公众的利益[[61]]。
此时，承认主观公权利必须依赖法规范的解释。这种动态要素在特定时间内是具有拘束力的标准，并且在此基础上，主观权利不断进行自我修正。根据数十年的经验，据以得出法规范主观权利内容的方法和规则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毋宁是如上所示，以往较为确定的大量见解在此期间或被放弃或被修正。
这种法律的存在并不会导致，宪法上的基础关系会被行政法的权限规范完全取代，也不会使公民可能的不作为请求权的探寻依赖一般法律的保护规范[[183]]。在这种受益与负担共同体中，相邻的土地处于相互的交换关系[[230]]（wechselseitiges Austauschverh#228;ltnis）之中。新旧保护规范理论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两点。对于解释与具体化的工作，保护规范理论的支持者至今仍负有责任。
[[166]] 相反的意见，Maurer(Fn.3),S.124. [[167]] So Schmidt-Aßmann(Fn.6),Rdnr.117. [[168]] 但同时也要避免笼统性地诉诸宪法。Oldiges(Fn.212),S.473;此外一般性的介绍，Scholz,VVDStRL 34(1976),S.145 ff.(157);Wahl,JuS 1984,S.577 ff.;chmidt-Aßmann,VVDStRL 34(1976),S.221 ff.(236);ders.(Fn.126),S.23;Achterberg的努力（如Fn.161）,S.372 f;Die rechtsverhältnistheoretische Deutung absoluter Rechte,in:Just u.a.(Hrsg.),Gedächtnisschrift Günther Küchenhoff,1987,S.13 ff.(16,19,22 ff.);此外，Häberle(Fn.63),S.262;Hoffmann-Riem,Selbstbindungen der Verwaltung,VVDStRL 40(1982),S.187 ff.(217 f);Hill,NJW 1986,S.2602 ff.(2606);ders.,Das fehlerhafte Verfahren und seine Folgen im Verwaltungsrecht,1986,S.262 ff.;Langer,NVwZ 1987,S.195 ff.(198);Bauer(Fn.21),S.175 f.;ders.,DVBl.1986,S.208 ff.(217 f.).多极法律关系首先找到了其进入司法判决的入口（BVerwGE 60,297(307);BVerfGE 61,82(114)）。
表面上看，通说——至少部分——承认普遍解释规则，而且想从文义、法律条文的位置，根据规定的含义和目的，以及评价立法者的意图中寻找利益保护指向问题的答案，只要其能从立法资料中得出[[69]]。近年来，尽管经常强调三方及多方行政法律关系之于建筑相邻人公法的意义[[216]]，但其深度效果（Tiefenwirkung）仍未经充分传播[[217]]。
尽管建筑相邻人对于符合规范、且被建筑许可确认为具有容许性财产利用的建筑计划在公法范围内有容忍的义务[[238]]，但在悖离规范的违法情形下，由于缺少容忍义务，因此建筑相邻人可以对在法律上有瑕疵的、被否认的许可[[239]]进行防御。要注意到，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在保护规范内部进行的变动[[250]]。这一问题应根据具体侵害的标准去判断（参见Breuer,DVBl.1983,S.431 ff.(437)和Wahl,JuS 1984,S.577 ff.(586)）。[[128]] 基础性的判决，BVerwGE 11,95;对此，Bachof,Urteilsanmerkung,DVBl.1961,S.128 ff.以及Klöpfer(Fn.126),S.6 ff.相关页。在宪法的基础决定之后，《联邦社会救助法》第4条第1款第1句的内容是：只有当法律规定要提供救助时，才存在社会救助请求权。这与通说支持者中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相契合，即尽管原则上坚持保护规范理论，但同时也赞同对这一理论的个别观点进行变更或补充[[18]]。
六、结语 前述已然证明，保护规范理论总体上缺乏负荷力。[[243]] 这要与下述问题相区分：法律地位是否归属于具体的相邻人（所谓的个别化）。
2.关于公益与私益的区分 利益概念所遇到的困境同样存在于公益和私益[[56]]。此外，新的论证模（Argumentationsfiguren），特别是与传统保护规范学理并不完全适应的考虑要求（Gebot der Rücksichtnahme）[[9]]的发展出现了问题[[10]]。
近来，部分理由再次确认，在保护规范理论中甚至连一丝丝逻辑一致、概念明晰的理论都不存在[[244]]。一方面坚持保护规范理论作为学理基点，另一方面保护规范标准与保护规范实践的变迁，在这二者之间的运动发展事实上会导致通说与其批评者的立场相互接近。
在这一解释规则[[98]]后，人们通常认为，特定被保护的主体范围的可限定性对于主观权利的查明十分重要[[99]]。对此，布勒明确表示，事实上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法规范，是否也具有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45]]存在疑问。如果保护规范理论仍然为个人主观公权利的证成提供了在一定程度上一致性的基础的话，那么在大部分情形下，就可以将其视作从中可以推导出法规范主观权利内容的开放发展式的方法和规则的标准。[[238]] 关于行政机关的容忍义务，参见Martens,NJW 1985,S.2302 ff.(2303 f.,2305). [[239]] 对此，也参见Steinberg,NJW 1984,S.457 ff.(461 f.),其将行政机关在许可中所作的违法确认对相邻人权利的干预视为相邻人的权利并未被侵害，并指出，许可（具有第三人效果的行政行为）也确定了何为相邻人的权利。
结果，人们利用这种——当然是并非稳定的——司法实践，以将法律上对听证等参与权的承认至少视为实体法资格的标志[[94]]。[[214]] Ortloff,Die Entwicklung des Bauordnungsrechts,NVwZ 1987,S.374 ff.(381). [[215]] 如BVerwGE,NVwZ 1985,S.37 f.;NVwZ 1987,S.409 f.;Ortloff,NVwZ 1987,S.374 ff.(380). [[216]] 参见与众说不同的Marburger(Fn.2),S.18:与之前主流的视角不同，由建筑许可所创设的法律关系并不限于行政机关与建筑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也涉及相邻人的权利领域，人们称之为三方的、多方的、多极的或者多元的行政法关系，且这一法律关系在其他——如排污保护法、原子能法或者商业法——的许可中较为典型。
存疑时，大概必须这样认为：事实上有利于个人利益的法规范——至少在这一点上也能够明显被预见到的情形下——也具有保护个人利益的目的，并且因此这种法规范适合于赋予规范对象以主观公权利。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在大量边界情形中，运用保护规范理论不再能预见到其结果。
[[5]] 参见Breuer,Ausbau des Individualschutzes gegen Umweltbelastungen als Aufgabe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DVBl.1986,S.849ff.(854). [[6]] So Schmidt-Aßmann,in:Maunz,Dürig u.a.,Grundgesetz,Kommentar,Lieferung:1985,Rdnr.116 ff. zu Art.19 Abs.GG,阿斯曼区分作为主观权利的基本权利（Rdnr.121 ff.）与一般法律的主观权利（保护规范理论）（Rdnr.127 ff.）。同时也就不难理解，在司法实践的存疑案件中，从这种推断中仅能得出很少有价值的内容。
故而，法律发现的过程必须依赖宪法与行政法的一体式观察，而且在有些调整领域中，甚至要首先从宪法开始[[168]]。在联邦宪法法院所认可的表述中，这种推断是指从——主要由基本法第19条第4款所塑造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法的整体（Gesamtsicht）出发，在有疑问时，承认公民享有法律请求权的解释具有优先性[[88]]。但可以确定的是，保护规范理论在世纪之交就已经存在严重的适用问题，人们尝试用（最广义的）解释指令（Auslegungsdirektive）去解决问题并赋予规范适用的事实效果以（共同）决定性的作用。通说的部分批评者因此提出——可能是基于提高自身法律主张实施机会的目的——也是与传统认识相区别的修正的或全新的保护规范理论，以作为放弃旧理论的替代物[[20]]。
鉴于宪法上的基础与明确的文义，将《联邦社会救助法》第4条解释为保护规范以及保护规定（相反意见，Ramsauer,AöR 111(1986),S.501 ff.(511)）看来是不完全妥当的，特别是立法者无权仅通过公共利益的保护指向而否认社会救助请求权的主观权利的性质。[[173]] Brohm,Verwaltung und Verwaltungsgerichtsbarkeit als Steuerungsmechanismen in einem polyzentrischen System der Rechtserzeugung,DÖV 1987,S.265 ff.(268) 提及Friedrich Müller,Esser和Kriele. [[174]] 有关在法律发现过程中让视线在宪法、（一般）法律和生活事实之间流转的必要性的一般性介绍，参见Engisch,Logische Studien zur Gesetzesanwendung,3.Aufl.,1963,S.15;Kriele,Theorie der Rechtsgwinnung,2.Aufl.,1976,S.197 ff.,203 ff.und Reiner Schmidt,Wirtschaftspolitik und Verfassung,1971,S.104 ff.,237 ff. [[175]] 关于两极的警察法关系，参见Martens,DÖV 1982,S.89 ff.(96).在Martens那也可以看到三方法律关系的论述，在此仅指出这一论述。
尽管保护规范思维一直致力于和下述学者划清界限：即主张主观权利的证成主要取决于对自身事务（in eigenen Angelegenheiten）造成（具体）影响的学者[[156]]，但是保护规范的实践却在一定程度上时常接近这些对立性的立场[[157]]。现在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两种利益并非必然对立[[62]]：公益和私益毋宁可以非常接近[[63]]，有时甚至相互交织[[64]]。
[[200]] 对此，Bull,Die Staatsaufgaben nach dem Grundgesetz,2.Aufl.,1977,S.233. [[201]] BVerwGE 1,159的核心内容也是这一含义。[[171]] 参见Henke,DÖV 1980,S.621 ff.(623). [[172]] 关于这一点，仅见Bühler(Fn.22),S.45（当法规范事实上有利于个人利益时，对于个人利益保护的解释规则）;Scholz(Fn.90),S.124 f.;Tschira,Schmitt Glaeser(Fn.11),S.92以及上述Fn.154 ff.相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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